梁晓声二十年散文精选（1993-2013）--风度阅读

　　☆ 二十年散文精选，超值收藏：著名作家梁晓声散文精选，收录1993到2013年二十年间的散文作品四十余篇，特别收录作者荣获2011、2012年散文年度大奖的作品，以及2013年新作！
　　☆ 私人化的书写，感人至深：本书呈现的是犀利的理想主义者梁晓声的另一面，温情、感性、坦荡！以质朴的语言，细腻的笔触，写母亲的逝，兄长的病，父亲的老……写润砾成珠的爱情、友情、亲情……在强烈的家国情怀之外，更多的是梁晓声的私人书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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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著名作家梁晓声散文精选集。收录了关于个人成长、家族记忆、小人物命运、人生思索等方面的精美散文。梁晓声的文字朴素、真挚、忧郁、豪迈，他的散文展现最普通人的生活，又闪耀着理想的光芒，善于表现人性在逆境中的亮光，充满深切的人文关怀。

　　梁晓声，作家，北京语言大学教授。祖籍山东荣成，1949年生于哈尔滨，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。代表作品有《今夜有暴风雪》《一位红卫兵的自白》《年轮》《浮城》《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》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、《中国人，你缺了什么》等，创作了小说、散文、杂文等二千余万字。

　　母亲养蜗牛
　　母亲是住惯了大杂院的。
　　大杂院自有大杂院的温馨。邻里处得好，仿佛一个大家庭。故母亲初住在北京我这里时，被寂寞所囿的情形简直令我感到凄楚。单位只有一幢宿舍楼，大部分职工是中青年，当然不是母亲聊天的对象。由于年龄、经历、所关注事物之不同，除了工作方面的话题，甚至也不是我的聊天对象。我是早已习惯了寂寞的人，视清静为一天的好运气，一种特殊享受。而且我也早已习惯了自己和自己诉说，习惯了心灵的独白。那最佳方式便是写作。稿债多多，默默地落笔自语，成了我无法改变的生活定律了。
　　我们住的这幢楼，大多数日子，几乎是一幢空楼。白天是，晚上仿佛也是。人们在更多的时候不属于家，而属于摄制组。于是母亲几乎便是一位被“软禁”的老人了……
　　为了排遣母亲的寂寞，我向北影借了一只鹦鹉。就是电影《红楼梦》中黛玉养在“潇湘馆”的那一只。一个时期内，它成了母亲的伴友，常与母亲对望着，听母亲诉说不休。偶尔发一声叫，或嘎唔一阵，似乎就是“对话”了。但它有“工作”，是“明星”，不久又被“请”去拍电影了。母亲便又陷入寂寞和孤独的苦闷之中……
　　幸而住在我们楼上的人家“雪中送炭”，赠与母亲几只小蜗牛，并传授饲养方法，交待注意事项。那几个小东西，只有小指甲的一半儿那么大，呈粉红色，半透明，隐约可见内中居住着不轻易外出的胎儿似的小生命。其壳看上去极薄极脆，似乎不小心用指头一碰，便会碎了。
　　母亲非常喜欢它们，视若宝贝，将它们安置在一个漂亮的装过茶叶的铁盒儿里，还预先垫了潮湿的细沙。有了那么几个小生命，母亲似乎又有了需精心照料和养育的儿女了。七十多岁的老太太，仿佛又变成一位责任感很强的年轻的母亲。她要经常将那小铁盒儿放在窗台上，盒盖儿敞开一半，使那些小东西能够晒晒太阳。并且，要很久很久地守着，看着，怕它们爬到盒子外边，爬丢了。就好比一位母亲守在床边儿，看着婴儿在床上爬，满面洋溢母爱，一步不敢离开，唯恐一转身之际，婴儿会摔在地下似的。连雨天，母亲担心那些小生命着凉，就将茶叶盒儿放在温水中，使沙子能被温水焐暖些。它们爱吃的是白菜心儿、苦瓜冬瓜之类，母亲便将这些蔬菜最好的部分，细细剁了，撒在盒儿内。一次不能撒多，多了，它们吃不完，腐烂在盒儿内，则必会影响“环境卫生”，有损它们健康。它们是些很胆怯的小生命，盒子微微一动，立即缩回壳里。它们又是些天生的“居士”，更多的时候，足不出“户”，深钻在沙子里，如同专执一念打算成仙得道之人，早已将红尘看破，排除一切凡间滋扰，“猫”在深山古洞内苦苦修行。它们又是那么的羞涩，宛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名门闺秀。正应了那句话，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偶尔潜出“闺阁”，总是缓移“莲步”，像提防好色之徒攀墙缘树偷窥芳容玉貌似的。觉得安全，便与它们的“总角之好”在小小的“后花园”比肩而行。或一对对，隐于一隅，用细微微的触角互相爱抚、表达亲昵……
　　母亲日渐一日地对它们有了特殊的感情。那种感情，是与小生命的一种无言的心灵之倾诉和心灵之交流。而那些甘于寂寞，与世无争、与同类无争的小生命，也向母亲奉献了愉悦的观赏的乐趣。有时，我为了讨母亲的欢心，常停止写作，与母亲共同观赏……
　　八岁的儿子也对它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也开始经常捧着那漂亮的小蜗牛们的“城堡”观赏。那一种观赏的眼神儿，闪烁着希望之光。都是希望之光，但与母亲观赏时的眼神儿，有着质的区别……
　　“奶奶，它们怎么还不长大啊？”
　　“快了，不是已经长大一些了么？”
　　“奶奶，它们能长多大呀？”
　　“能长到你的拳头那么大呢！”
　　“奶奶，你吃过蜗牛么？”
　　“吃？……”
　　“我们同学就吃过，说可好吃了！”
　　“哦……兴许吧……”
　　“奶奶，我也要吃蜗牛！我要吃辣味儿蜗牛！我还要喝蜗牛汤！我同学的妈妈说，可有营养了！小孩儿常喝蜗牛汤聪明……”
　　“这……”
　　“奶奶，你答应我嘛！”
　　“它们现在还小哇……”
　　“我有耐性等它们长大了再吃它们。不，我要等它们生出小蜗牛以后再吃它们。这样我不就永远可以吃下去了么？奶奶你说是不是？……”
　　母亲愕然。
　　我阻止他：“不许你存这份念头！不许你再跟奶奶说这种话！难道缺你肉吃了么？馋鬼，你是一头食肉动物哇？”
　　儿子眨巴眨巴眼睛，受了天大委屈似的，一副要哭的模样……
　　母亲便哄：“好，好，等它们长大了，奶奶一定做了给你吃。”
　　我说：“不能什么事儿都依他！由我替奶奶保护它们，看谁敢再提要吃它们！”
　　儿子理直气壮地说：“吃猪肉、羊肉、牛肉可以，吃鸡肉可以，吃烤鸭可以，为什么吃蜗牛就不行？”
　　我晓之以理：“我们吃的是肉……”
　　儿子说：“我想吃的也是蜗牛肉呀，我说吃它们的壳了么？”
　　我说：“你得明白，人自己养的东西，是舍不得弄死了吃的。这个道理，是尊重生命的道理……”
　　儿子顶撞我：“你骗小孩儿！你尊重生命了么？上次别人送给你的蚕茧儿，活着的，还在动呢，你就给用油炸了！奶奶不吃，妈妈不吃，我也不吃，全被你一个人吃了！我看你吃得可香呢！……”
　　我无言以对。
　　从此，儿子似乎更认为，首先在理论上，有极其充分的、天经地义的、无可辩驳的吃蜗牛的根据了……
　　
　　从此，母亲观看那些小生命的时候，儿子肯定也凑过去观看……
　　先是，儿子问它们为什么还没长大，而母亲肯定地回答—它们分明已经长大了……
　　后来是，儿子确定地说，它们分明已经长大了。不是长大了些，而是长大了许多，而母亲总是摇头—根本就没长……
　　然而，不管母亲怎么想，怎么说，也不管儿子怎么想，怎么说，那些小小的生命，的的确确是天天长大着。在母亲的精心饲养下，长得很迅速。壳儿开始变黑了，变硬了，不再是些仿佛不经意地用指头轻轻一碰就易破碎的小东西了。它们的头和它们的柔软的身躯，从它们背着的“房屋”内探出时，也有形有状了，憨态可掬，很有妙趣了。它们的触角，也变粗变长了，俩俩一对儿，在盒之一隅卿卿我我，“耳鬓厮磨”之际，更显得情意缱绻，斯文百种了……
　　那漂亮的茶叶盒儿，对它们来说未免显得小了。
　　于是母亲将它们移入另一个盒子里，一个装过饼干的更漂亮的盒子。
　　“奶奶，它们就是长大了吧？”
　　“嗯，就是长大了呢……”
　　“奶奶，它们再长大一倍，就该吃它们了吧？”
　　“不行。得长到和你拳头一般儿大。你不是说要等它们生出小蜗牛之后再吃它们么？”
　　“奶奶，我不想等到那时候，我只吃一次，尝尝什么味儿就行了……”
　　母亲默不作答。
　　我认为有必要和儿子进行一次更郑重更严肃些的谈话。
　　一天，趁母亲不在家，我将儿子扯至跟前，言衷词切，对他讲奶奶抚养爸爸、叔叔和姑姑成人，一生含辛茹苦，忍辱负重，是多么地不容易。自爷爷去世后，奶奶的一半，其实也已随着爷爷而去了。爸爸的活法又是写作，有心挤出更多的时间陪奶奶，也往往心恳而做不到。爸爸的时间，常被某些不相干的人不相干的事侵占了去，这是爸爸对奶奶十分内疚而无奈的。奶奶内心的孤独和寂寞，是爸爸虽理解也难以帮助排遣的。为此爸爸曾买过花，买过鱼。可养花养鱼，需要些专门的常识。奶奶养不好，花死了，鱼也死了。那些小小的蜗牛，奶奶倒是养得不错，而你还天天盼着吃了它们，你对么？……
　　儿子低下头说：“爸爸。我明白了……”
　　我问：“你明白什么了？”
　　儿子说：“如果我吃了蜗牛，便是吃了奶奶的那一点儿欢悦……”
　　我说：“既然你明白了，以后再也不许对奶奶说吃不吃蜗牛的话了！”
　　儿子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，诺诺连声。果然再不盼着吃辣味儿蜗牛、喝蜗牛汤了。甚至，再不关注那更漂亮的蜗牛们的新居了……
　　
　　一天，我下班回到了家里，母亲已做好晚饭，一一摆上桌子。母亲最后端的是一盆儿汤，对儿子说：“你不是要喝蜗牛汤么？我给你做了，可够喝吧！”
　　我愕然。
　　儿子也愕然。
　　我狠狠瞪儿子。
　　儿子辩白：“不是我让奶奶做的！……”
　　母亲也说：“是我自己想做给我孙子喝的……”
　　母亲说着，朝我使眼色……
　　我困惑。首先拿起小勺，舀了一勺，慢呷一口，鲜极了！但我品出，那绝不是什么蜗牛汤，而是蛤蜊汤。
　　我对儿子说：“奶奶是为你做的，你就喝喝吧！”
　　儿子迟疑地拿起小勺，喝了起来。
　　我问：“好喝么？”
　　儿子说：“好喝。”
　　又问：“奶奶对你好不好？”
　　儿子说：“好……奶奶，等我长大了，能挣钱了，挣的钱都给你花！……”
　　八岁的儿子动了小孩儿的感情，眼泪吧嗒吧嗒落入汤里。母亲欣慰地笑了……
　　其实母亲将那些长大了的，她认为完全能够独立生活了的蜗牛放了。放于楼下花园里的一棵老树下。那儿土质松软，潮湿，很适于它们生存。而且，老树还有一深深的树洞。大概是可供它们避寒的……
　　母亲依然每日将蜗牛们爱吃的菜蔬之最鲜嫩的部分，细细剁碎，撒于那棵树下……
　　一天，母亲喜笑颜开地对我说：“我又看到它们了！”我问：“谁们呀？”
　　母亲说：“那些蜗牛呗。都好像认识我似的，往我手上爬……”
　　我望着母亲，见母亲满面异彩。
　　那一刻，我觉得老人们心灵深处情感交流的渴望，真真的令我肃然，令我震颤，令我沉思……
　　而长大成人的儿子们和女儿们，做了父母的儿子们和女儿们，四十多岁五十多岁的儿子们和女儿们，我们还能够细致地经常洞察到这一点么？
　　冬天来了。
　　树叶落光了。
　　大地冻硬了。
　　母亲孑然一身地走了。我给母亲的信中写道：“妈，来年春天，我会像您一样，天天剁了细碎的蔬菜，去撒在那一棵老树下……”
　　那些甘于寂寞的，惯于离群索居的，羞涩的，斯文的，与世无争与同类无争的蜗牛们啊，谁知它们是否会挨过寒冷的冬天呢？谁知它们明年春天是否会出现在那一棵老树之下呢？
　　它们真的会认识饲养过它们的我的老母亲么？居然也会认识那样一位老母亲的儿子么？……
　　愿上帝保佑它们！
　　
　　
　　父亲与茶
　　父亲是从不饮茶的。
　　我想，他年轻时大约也在什么场合饮过几次茶的吧。当然，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，结果再就畏茶如畏虎。
　　正如酒于父亲也是如此。
　　
　　一
　　
　　1963年冬季，春节前，父亲从四川辗转数千公里回到了家。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最后停驻地，他背回了一个自己缝做的特大的帆布袋，里边剩有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大米面馒头、三双从工地上捡的劳保鞋、十几双线的劳保手套、四顶兔毛帽子、几件毛线背心、五十来斤四川大米。父亲背着这些东西，首先要从山岭间搭来往于工地的运输卡车去到乐山；再从乐山乘长途公共汽车到成都；从成都乘列车到北京；从北京转乘列车到哈尔滨。
　　当年的中国列车，最快时速也就80公里，而通常的时速是60公里。从四川到哈尔滨，父亲经历了五个整天。一名建筑工人的探亲假是不能享受卧铺的。当年一名乘客即使买的是有座票，在长途列车上其实无座可坐也是司空见惯之事。因为当年列车超载很正常，有时超载人数甚至过半，而有些城市的列车站干脆售的就是无座票。
　　春节前是客运高峰时期，许多要赶回家过春节的人能买到一张无座票已觉相当幸运。正是列车经常严重超载的时期，列车上往往这么广播：“各位乘客，本次列车由于超载，决定取消座号，请乘客们发扬社会主义风格，互相谦让，轮流而坐。男同志应该照顾女同志，成年人应该照顾老弱病残及儿童……”
　　父亲不但是成年人，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阶级之一员，他一路上当然会自觉发扬社会主义风格。换一种说法那就是，五个整天里他肯定经常是站在列车里的。
　　父亲回到家里时，双腿浮肿得一按一个坑，却那么高兴。二十几个冻得很硬的馒头中，有半个上边留下了父亲的牙印。三双劳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，每一只都有磨破处，也都被父亲用皮片儿补好了，那是他从工地上捡的，带回来给我、哥哥和三弟穿。三双由父亲补过的劳保鞋，对于我们兄弟三人的脚都未免太大了。线手套也是父亲从工地上捡的，也都由父亲补过了。而毛线背心，则是父亲将捡到的但破得没法补的手套拆成了线，再用染料染了，一针针织成的。有母亲一件，还有妹妹一件。四顶兔毛帽子却是新的，是列车经过西北某站时父亲在站台上买的，我们兄弟四人一人一顶。父亲最后从大帆布袋里取出的是一个牛皮纸包，有包一斤蛋糕的纸包那么大。
　　他将纸包递给母亲，叮嘱说：“这是茶，在咱们东北是稀罕东西，哪天要分给邻居，放好，千万别沾水。”
　　1963年我已经十四岁了，还没见过茶。但从读过的小说里知道，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饮料。
　　第二天，父亲和母亲一块儿将茶分成十多份，一一用红纸包好。红纸是我替母亲买的，五分钱一张，母亲让我买了两张。母亲本是要用红纸亲手做拉花的，而父亲坚决主张用红纸包茶，说那才显得心诚。我在一旁裁红纸时，母亲一味絮叨些舍不得的话。母亲陪着父亲，挨家挨户将茶送给邻居，回家时都满脸高兴，我想那足以证明，收到茶的邻居们也都很高兴的。初一上午，全院孩子们大串门儿。在我们那个大院儿，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辈开始的。
　　一户邻居家的大婶问我：“除了茶，你爸还带回了什么好东西呀?”随口一问的话。
　　我说：“还带回了五十多斤大米呢!”也是随口一答的话。
　　就见大婶和大叔交换了一次意味深长的眼神。那是一户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。
　　我当时觉得大叔大婶的眼神很奇怪。
　　初二晚上，和我家关系最好的邻居家的女孩来到了我家，将用红纸包着的茶原封不动退送给我家了。女孩代她爹妈说，她家没人喜欢饮茶，好东西别白瞎了。
　　在我看来，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。几年也见不着一次茶的哈尔滨人，对待并不留下吃饭的客人的礼节分为三个等级—白开水、白糖水、红糖水。至于茶，其实并不比红糖水的规格更高。所以既然不喜欢饮，再给我家送回来挺自然的。女孩走后，父亲和母亲满脸困惑了。
　　父亲说：“别是因为有什么事使人家不高兴了吧?”
　　母亲说：“一向处得很好啊!”想了想，问我初一去拜年时说了什么不得体的话没有。我就将我在邻居家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，因母亲之问感到冤枉。
　　父亲一拍脑门说：“错！错！怎么没想到也送些大米给人家?”
　　1963年中国许多省份发生旱情，水稻严重减产。全哈尔滨市的居民，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减少到了一斤。那女孩的姥姥姥爷都是南方人，他家的大米从来不曾为过春节攒下过。
　　母亲此时也想到了这一点，后悔极了，而父亲已搬出米袋子往一只盆里倒米了。
　　母亲说“行了”，父亲嫌太少，但母亲接着说出一句话，使父亲犹豫不决了。
　　母亲说：“只送给一家，其他几家不送，邻里间还不分出远近来了?再者，是人家把茶送回来了在先，咱们又送米过去在后，不是反而闹得双方都不尴不尬的?”
　　如果给每户邻居都送些米，哪怕一户二三斤，那父亲千里迢迢背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。别说母亲多么舍不得了，连父亲也觉得像割肉，而我们几个儿女更舍不得。尽管，大米只不过是四川糙米!
　　米最终没送。
　　那包茶，母亲后来送给了别人家。
　　我们两家邻居的关系，并没因而出现裂痕，但两家的大人孩子，心里都留下了隐隐的不悦，只不过都尽量掩饰。
　　父亲临走时还埋怨我：“你说那么一句干什么啊?!”
　　从此，我与父亲天各一方，每隔多年才能同时与家人团圆，仅两个星期，并且通信也少，因为父亲只不过在“扫盲”运动中识过不多的字，我的信他若不请人读，自己是看不明了的。而父亲又必亲笔回信，仅一页纸而已，字体大且歪歪扭扭，夹杂着错别字。这使我每次给父亲写信，总是难免犹豫不决。
　　
　　1971年，也是春节前，我从兵团回哈尔滨探家。那个冬季多雪而寒冷，父亲原本是准备与我同时探家的，却没成行—他在家信中写的原因是：“建设任务紧张，请不下假来。”
　　自从1963年我与父亲一别，我们父子二人已八年没见过面了。而母亲在八年中，已苍老成一个老太婆了。
　　母亲告诉我，父亲从四川寄回了一斤茶叶，信上说是花八元钱买的头季芽茶，要我在春节前按地址送给某人。那一年我已二十二岁，还没饮过一口茶水呢!父亲每月最多才能往家里寄四十元，自己又节俭得要命，都舍不得花几分钱买食堂的菜吃，一块腐乳下三天的饭，却居然用八元钱买一斤茶，千里迢迢地寄回来送人，我想父亲一定是欠了对方极大的人情。
　　那天，哥哥疯着，母亲关节炎很重，三弟也下乡了，四弟小妹没办过重要之事，那一斤珍贵的茶只有我去送了。在当年的哈尔滨，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，确乎算得上珍贵了。
　　“动力之乡”在郊区，我家离那儿有三十多里，且交通不便。当年是没有什么出租车的。我先乘公共汽车到了郊区某站，下车后开始步行。由于那一段公路来往车辆少，一尺多深的积雪尚未被压平，我一脚一个雪坑走了二十来里，才终于到达“动力之乡”。在那一带，样式一律的平房和楼群左一片右一片，此片彼片相距挺远。父亲寄给家中的地址上仅写了第几工人宿舍区第几排第几号，而那是根本不能将茶送到的。因为当年的“动力之乡”，是由三个大厂组成的。每个厂又分干部宿舍区和工人宿舍区；多数干部住楼房，多数工人住平房。这些父亲都没写清楚，我忽东忽西奔走了一个多小时，也没打听出个结果，最后只有气喘吁吁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，望着一栋栋高楼、一排排平房，沮丧极了。
　　到家时，天已黑了。而我将一斤好茶丢在公共汽车上了。
　　当母亲听我说非但没将茶送到，还将茶丢了，眼神呆呆地望着我，整个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。
　　许久，母亲才缓过神来，惴惴不安地说：“这可咋办?这可咋办?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别为难的事，急着求人帮忙化解，不然会舍得花八元钱买一斤茶送人?你知道的，你爸他可是万事不求人的性格啊!这可咋办?儿子这可咋办啊?由谁写信告诉你爸实情呢?咱们总不该撒谎骗他吧?”
　　父亲的性格我当然清楚，母亲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，当然告诉父亲实情才是唯一正确的做法。
　　我对母亲内疚地说：“妈，别急成这样。急也没用，由我写信告诉我爸。”
　　因为那一斤茶的丢失，1971年的春节，我们全家谁都过得高兴不起来。八元钱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过是茶，我们和母亲高兴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一种大的担忧—父亲他究竟遭遇到了什么事，使他这个从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?
　　回到连队，我才给父亲写信。我在信中实话实说，承认那包茶被我丢失了，接着用一大段文字细写我寻找地址上的人家多么多么不容易，我认为那种客观原因也是必须让父亲了解的。再接着，批评父亲粗心大意，自己应该将地址搞详细了嘛。最后，询问父亲究竟遇到了什么为难的事，是否超出了自己克服不了，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?如果并没超出，那么还不如自己迎难而上克服过去为好。那些话，反倒有一种儿子教训父亲的意味。
　　1971年整整一年内，父亲没回信。我明白，我伤了父亲的自尊心，他生我气了。
　　
　　转眼到了1973年夏季，我又一次探家。而父亲，也终于与我同时探了一次家。那一年是我下乡的第五个年头，屈指算来，我与父亲整整十年没相见了。
　　父亲已秃顶。我印象中那个身体强健的父亲，变成了形销骨立的老父亲，两眼却还是那么炯炯有神。也唯有此点，仍能显出他倔强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。
　　父亲又带回了一斤好茶。
　　他要亲自将茶送给据他所说的“一个好人”。但他出示的地址，还是两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。
　　我说按照那个地址他肯定也会白辛苦一次，他却一意孤行，没法子，我只得相陪而往。
　　一路上，我和父亲都矢口不提两年前被我丢失了的那一斤好茶。我也没因两年前写给父亲那封信而向父亲认错，因那么一来，就会提到那一斤被我丢失的好茶。而父亲也没解释什么，更没训我，仿佛两年前我们父子之间根本没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。
　　我和父亲用了更长的时间寻找“一个好人”的家，却没找到。那天很热，我和父亲心里同样着急，我们父子俩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忍不住埋怨了父亲几句，惹得父亲光火起来，站在路旁冲我吼：“我是你父亲!我做什么事自有我的道理!你不埋怨我不行啊?”
　　我也冒火了，大声顶撞：“我哥哥生病了，我已经是家里实际上的长子，你究竟遇到了什么事不必也不应该瞒我!我有权知道!”父亲气得举起了巴掌，几乎就要扇我一耳光。
　　团圆的日子里，父亲一直生我的气。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，他的气才终于消了些。我往列车站送他时，他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：“到该告诉你知道的时候，当然就会告诉你。但也许，一辈子都不告诉你，也不告诉你妈，更不告诉你弟弟妹妹！”
　　父亲将他带回的一斤茶又带回了四川，怕留在家里，母亲收藏得不好，糟蹋了。
　　他的话，使我心怀不安地离开了家。
　　
　　1977年春节前，我从北京回到了哈尔滨。当时，我已经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名编辑，而父亲已经退休了。父亲是六十三岁才退休的，因为家中生活困难，单位照顾他晚退休三年。
　　雪后的一天，父亲命我陪他将他再次从四川带回的那斤茶给他所言的“一个好人”送去。那斤茶，第一次带回哈尔滨时是绿的，再次被父亲带回时，已是褐色的了。父亲舍不得一次次花钱买，请四川茶厂里的茶工将那斤茶焙成了干茶，那样就容易保存了。我提醒父亲：“如果还是原先那地址，不去也罢。明明找不到却非去，何必呢?”
　　父亲表情深沉地说：“有新地址了。现在的地址确切无误，今天咱们一定会找到他。”
　　路上，父亲告诉我，“文革”开始不久，他这名获得过许多奖状的老建筑工人，竟被不知何人写的一封信揭发成了“伪满时期”的“汉奸特务”。因为父亲会说几句日本话，档案里又有在日本药店当过小伙计的记载，所以造反派们对揭发深信不疑。
　　“他们将我两条胳膊反吊起来拷打我，像当年的日本人拷打咱们抗日的中国人一样，不但逼我承认是汉奸特务，还逼我揭发别的汉奸特务。我横下一条心，诬陷我的事，打死我也不承认……”父亲讲得很平静，我却听得惊心动魄—那是我这个“红五类”的儿子根本想不到的事。
　　我心疼地低声说：“爸，其实你当时承认了也没什么。好汉不吃眼前亏啊!”
　　父亲说：“那不行。我如果承认了，你1974年还能上大学吗?我如果承认了，咱们家不就一下子变成‘黑五类’家庭了?你们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后的种种歧视吗?我如果承认了，继续逼我揭发别人，那我又该怎么办?所以当年我只能横下一条心，诬陷在我头上的事，打死也不承认。”
　　父亲的话使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。
　　我和父亲并没再去“动力之乡”，父亲引领我来到了近郊的一处公墓。在一块木牌上，刻着“一个好人”的姓名。父亲说：“就是他，咱们山东的一个人。也是我十七岁那年到东北以后，给过我许多爱护的人。当年是他介绍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药店去做小伙计的，而我经常向他汇报日本人尤其日本军人到药店去开药的情况。当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联的人，解放后他当上了一个县的武装部部长。‘文革’中，四川的造反派来到哈尔滨向他搞外调，巴不得由他证明我千真万确曾是‘汉奸特务’。那时他自己也进了‘牛棚’，但他将那些造反派顶得一愣一愣的。他说，你们想要从我这儿得到证言的事，完全是胡说八道!所以，造反派们才不得不结束对我的隔离审查，你才能够顺利地上了大学，咱们家才没成为‘黑五类’家庭。其实，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喝茶的习惯，但我总得表达一种心意吧!除了茶，我也再没什么更好的东西值得从四川带回来送给他啊!”
　　父亲将那包从四川带回来又带回去退休后再带回来的茶和一瓶白酒，恭恭敬敬地放在坟前。
　　我说：“爸，这么放这儿不行，会被看到的人拿走的。”
　　不由自主地，我跪下了。
　　我将白酒浇在茶包上，用打火机将茶包点燃了。我和父亲一样，既是一个不喜欢喝酒的人，也是一个不喜欢饮茶的人。
　　父亲已于十几年前去世了。
　　如今，茶已成了中国人之间普遍送来送去的见面礼，而且包装越来越考究，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极其奢华的程度。
　　而今天，我时常回忆起父亲与茶、我们全家与茶的那一段往事……